据媒体报道，号称“最严禁烟令”的《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》实施一年来，被检查单位违法行为的发现率从初期的23.1%下降至6.7%，96%的市民对控烟立法持欢迎态度。然而，在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组织的暗访中，发现吸烟并进行劝阻的比例仅为16.28%。记者亲历还发现，有餐馆服务员劝阻客人吸烟，反而被客人要求道歉。
　　尽管部分单位吸烟违法行为的发现率低了，但并不意味着吸烟的人减少了，更不意味着不吸烟的人暴露在二手烟中的概率降低了。在发现率之外，媒体报道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信息——吸烟劝阻率不高。这提示我们，或许可以关注吸烟劝阻率，这也应该是控烟成果的一个重要指标。从这个指标来看，“最严禁烟令”的效果显然很难令人满意。
　　对吸烟行为进行劝阻确实是一件难事。从媒体的报道可见，即便是专门组织的暗访，相关协会人员对吸烟者劝阻的比例也不高。而作为公共场所的餐馆，服务员对吸烟客人的劝阻，也遭遇了“你还做不做生意”的质问。更不要说具体到每一个普通人。
　　吸烟劝阻率低有文化方面的原因。在很多人的意识里，抽烟仍是个人的一件私事，与旁人甚至公共利益无关。因此，个人劝阻吸烟者难免有干涉别人私事的顾虑，如果吸烟者是自己的亲人、同事、上级和客户，这样的顾虑会更多。
　　吸烟劝阻率低背后的根源其实是控烟法规落实难。以号称“最严禁烟令”的《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》为例，尽管一年间公共场所吸烟人数从11.3%下降到3.8%，许多公共场所的无烟环境得到提升，但是与数百万北京吸烟人口相比，控烟投诉量和处罚量仍不算多。控烟协会和志愿者也普遍反映，因为没有执法权，控烟法规真正落地仍有很大困难。从全国范围来看，全国层面控烟条例迟迟未能出台，以及各地控烟法规处罚标准的不统一，也加剧了因为人口流动等各种因素带来的控烟法规落实难。有法不依、有法难依，让组织、机构控烟存在薄弱环节，而个人控烟和劝阻吸烟更难以理直气壮。
　　除了尽快完善和统一控烟法规，真正让“最严禁烟令”“长出牙齿”之外，有关部门不妨在立法中加入鼓励性的内容，支持个人和组织劝阻和制止吸烟，并将举报和劝阻吸烟率列为控烟成果的一个重要指标予以监控。归根到底，控烟成效的提升需要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辅之以法律制度的落实。英美等国家的控烟都是走过了数十年的历程才取得了重大成果，这个过程也是公众健康意识和生活习惯同步改善的过程。因此，鼓励普通人对吸烟者说“不”，其实既有利于制止更多吸烟行为，更有利于加速控烟这个社会文明养成的过程。
　　控烟应该是一项全民行动，既需要法律对吸烟者、烟草生产销售商说“不”，更需要每一个人对身边吸烟者说“不”。只有让人人都意识到，对吸烟者说“不”是不吸烟者的一项权利，才能让不吸烟成为一个常识。

（来源：光明日报2016年6月6日02版）